久留帖 苏轼
增减相反相成,辩证统一。书法中的筋骨血肉,不可缺一,亦循增减相谐之妙,如不可骨多肉少,亦不可骨少肉多,最佳之处,正是“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书法艺术中的增减之道,值得深入体味。寻诸历代书论,多有涉及,如清代邵梅臣《画耕偶录》云:“昔人论作书作画,以脱火气为上乘。夫人处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所谓脱火气,非学问不能。”脱火气,就是减火气之意,涵养学问就是增文气之法。至于如何历练,确实“非学问不能”,元代名儒郝经《移诸生论书法书》可资借鉴与领会:“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妄虑,扑灭消驰,淡然无欲,倏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字里行间,“减”之内涵,其义自显。
再行展开,寻绎书法中的增减之道,在字形演变、临摹、创作等方面进行思考,当不无裨益焉。众所周知,汉字字形在其演变过程中,随着书体的演进,演绎着时增时减的变化,在每一个成熟的正体书出现时,另外在民间亦有一种相对的草体相伴流行,一如篆书与隶书,或者隶书与章草。在正与草之间,每个汉字的字形,必然会有或增或减的现象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多出,其字减笔增笔尤为突出,而到以尚法为核心艺术特质的唐代楷法成熟时期,字中增减现象犹存。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为例,与同时期其他书家相比对,其有增减笔之字就多达十几个,比如凡带“土”字者皆在其右另加一点,而“源、德”两字分别减一撇、一横,“藏”字则省去左下数笔等。而在颜真卿《勤礼碑》中,“勤”字少写一横,“辟”字多写一横等,亦存在较多增减笔画现象。固然,这应不属唐代书家的独创,追本溯源,可以想见,在约定俗成之中,增笔当与空间的变化以及书写时的笔势相关,而减笔亦有遵从简约或空间安排的需要,二者都趋向于体现书法和谐之美。总之,在实用与艺术两种功能的历史性相摩相荡中,字形增减亦时有消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书法中的字形增减,是一个可资研究的学术课题,包括繁简字的合理转化、异体字的正确运用、生僻字的考释等。
学书讲究多读帖,重视精准临摹,但往往眼高手低,那么,认真将所临与原帖进行比照,并借此修正,便显得尤其重要。在临摹之时,以字帖为参照,仔细对比观察所临笔迹与原帖,何处有增,即行减之;或者何处有减,即行增之。如此可谓有的放矢,学书效率会大大提高。从用笔方面而言,则重点看笔画粗细的增减;从结构方面,则重点看笔画空间的增减。为什么有时所临和原帖十分接近,力度感却仍有缺失?这也就涉及笔锋垂直于纸面的提按以及平行于纸面的疾徐变化等,当一并勤加体悟,提升线质,方可逼近古人。
就临摹拓本而言,由于捶拓或翻刻等工序对原墨迹不同程度的“改造”,造成拓本中笔画多骨少肉、缺筋断脉的现象较为常见。因此,在临摹时需要运用规范并合理的笔法,进行针对性的增减处理。遇到“石花”,摒弃之,不原样照临;见有残损,特别是笔画中截缺失处,借助笔势即行增之,当不失为活学古人之一法。而若亦步亦趋,有时会适得其反。
如果说临摹是对原帖一定程度的增和减,那么与临摹相较而言,创作就是在临摹基础上的增和减。因为创作需要凸显一定的风格,所以历代书家常用减法,力求去掉对塑造风格有抵牾作用的因素,这也可认为是历代书家传承并创新的主要法宝所在。例如,书圣风流,代代相承,而自羲献之后,虽然难以完全再现魏晋风度,我们却在历代大家中依然寻觅到二王法乳所在,他们寻源探流,正是用了减法,最终得其一肢半体而独出机杼。众所周知,二王一脉,虞世南得“君子藏器”,褚遂良得温婉之风,颜真卿得其厚,杨凝式得其空,苏东坡得其醇,赵孟頫得其媚,董其昌得其清,白蕉得其逸等,率以二王为母体,减去旁枝,独寻其旨并融合自身,方成就了他们所拥有的书史地位。创作之于传承,无外乎先增后减,增之则具备了古法与格调,减之方有了“这一个”的书史存在价值。
临摹与创作中的增减之用,因人而异,静躁不同,显然各有各的增减法,但随着自身综合学养的提升以及功力的锤炼,毕竟还当遵循“平正、险绝、平正”升华之道,“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为不二法门。正如人生历练,青年多用加法,中年加减皆用,老年当用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