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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護壹場人與時間的博弈

“樂山大佛‘洗腳’了”,壹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正好淹過大佛腳底,惹得眾網友紛紛驚呼。

  有“山是壹尊佛,佛是壹座山”之稱的樂山大佛,距今已有1300余年,幸運的是,因為山體的特質,常有水滲出,所以古人在開鑿建造大佛時,在大佛的耳後、肩部和胸部設計了排水系統。所以,即便被遇到雨水,也會被迅速排出。

  但是洶湧的洪水卻沒有在工匠的考慮中。洪水過後,有報道稱,目前,樂山大佛本體總體安全,但佛腳腳踏2001年修補的捶灰附加層出現小面積脫落。

  在刊出的照片中,大佛腳踏處的“外傷”令人“心疼”。面對自然災害,身處戶外的文物該如何保護?

  不可移動文物保護有難度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院教授劉傑所在的古橋基金會的微信群,因為今年南方洪水毀壞古橋梁而響個不停。

  今年六七月間,婺源縣清華鎮壹座擁有800多年歷史的廊橋——彩虹橋被洪水淹沒,東端引橋至二號橋墩之間的橋面(兩廊壹亭)被沖毀;在安徽,已有470多年歷史的“皖南第二大古石橋”——樂成橋和距今已有480多年的鎮海橋也在洪水中“遇難”;位於湖南馬頭的廊橋——溪風雨橋也在洪水中轟然垮塌,只剩橋墩……對於研究古橋梁的人來說,再沒有比看到這樣的消息更令人痛心的了。

  除了橋梁,在過去燦爛的文明中,先人留下的文物不知凡幾,其中在歷史、文化、建築、藝術上的具體遺產或遺址為不可移動文物。“我國的不可移動文物量大面廣,將近77萬處。它們所處的地域範圍廣闊,自然環境復雜。”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淳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介紹說。

  按照類型,不可移動文物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等;它們的結構類型主要包括木結構建築、生土結構建築、磚石砌體結構建築、近代鋼筋混凝土結構等。

  為了保護這些極具年代符號意義和歷史文化價值的不可移動文物,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文物保護工程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中都對文物保護工作做出了規定。

  “但是由於不可移動文物的地域分布、建造材料、文化背景、工匠技藝和使用功能存在差異,即使是同壹結構類型的文物建築,在不同區域其建築形制和構造工藝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每個的文物建築都有其重要的文物價值,而每個文物建築的保護工作都是很有難度的挑戰。”淳慶坦言,“我們進行的每壹次文物修繕工作都是獨特而又困難的,先要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信息,然後再制定科學合理的‘祛病延年’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護文物的‘原存部分’和‘歷史信息’。”

  淳慶以古建築木結構修繕舉例,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有限的人工、材料、技術限制,帶來的成就和問題同時存在。經年累月,使用至今,木材性能的劣化問題、榫卯節點的受力特性、構件的殘損病害程度、結構在風振、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影響下會出現什麽可能的危險情況,“這些都應是文物保護工作所要考慮的事情,文物保護除了帶著過去時間的厚重濾鏡,也必須帶著長遠深入的眼光,這件事絕對沒有難易之分,只有更加萬全的思慮。”淳慶表示,“所以在修繕文物時,我們必須抱著敬畏、謙卑的心態。”

  日常維護更重要

  盡管很多不可移動文物被發掘保護起來,甚至成為旅遊景點,但依然有壹些文物因為地理位置等原因,成為滄海遺珠。

  在劉傑的走訪過程中,就經常看到因為現代交通設施的完備,曾經繁榮的古道被遺棄不用,雜草叢生,古道上的橋梁等建築也因此被人遺忘,破損甚至毀壞也無人知曉。

  反觀那些尚被使用的古橋或者古道,壹旦有問題就很容易被使用者發現,並及時修復,不需要等毀壞到壹定程度才進行大修。

  劉傑曾經呼籲過要定期維修文物:“每年派人巡檢,小修小補,比幾年壹次的大修對古建築維護更好。”

  位於浙江溫州泰順的三條橋,始建於宋代,是當地歷史最悠久的木拱廊橋。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重建的時候,人們在舊橋上發現了標有貞觀年號的舊瓦,因此有人猜測三條橋最早可能建於唐代。“上世紀90年代,人們在修繕的時候在橋上發現了宋代的舊瓦,之後又發現了明代的舊瓦。”劉傑告訴《中國科學報》,“這說明自宋代開始,這座廊橋就不斷被修繕。古人務實的態度便是如此,哪壹片瓦壞了就換哪壹片,更像是中醫的‘上醫治未病’。”

  淳慶也建議,文物保護管理單位和使用單位應加強對戶外不可移動文物的日常巡查。“有條件的話,應加強對文物的健康監測,包括文物本體的結構安全監測以及文物周邊自然環境及孕災環境的狀態監測,以實時獲得有關不可移動文物的本體及環境的安全信息,壹旦發現安全問題,及時盡早地進行加固修繕,提前保護好這些文物建築,免受自然災害的破壞,將文物建築的保護由傳統的搶救性保護轉變為預防性保護。”

  近20年前,文物合理利用被納入《文物保護法》。而文物的活化與利用則讓文物重回人們日常生活,讓它被用,也因此被維護。

  劉傑目前就正在接受某個宗族的邀請,修葺壹座明代建成的禹王廟,這座廟宇壹直處於“活化”狀態,並由當地的宗族負責維護。“這說明地方有力量可以保護文物。”劉傑說,“而且有些古道,雖然現在人跡罕至,但風景絕佳。比如廣元劍門關蜀道上的翠雲廊,古道兩旁的古柏樹皆有2000余年的歷史。或許我們可以學習歐洲,將古道開發為步道,吸引遊客。既讓人們了解當年的古道歷史,又能通過活化利用,讓古道重新煥發活力。”

  新技術不斷開拓

  除了活化利用能夠盡可能地維持文物的原貌,戶外文物的保護技術也在近幾年取得不少突破。淳慶舉例說,比如測繪技術從最原始的手工測繪轉向以計算機、網絡通訊、激光及信息方面的現代化測繪技術,其中包括:近景攝影測量技術、無人機攝影測量、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彩繪高光譜成像技術、數字化虛擬修復技術等。“這些新興測繪技術在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基礎上將文物現狀信息最大程度地進行留取與還原。”淳慶表示。

  此外,為了不破壞和影響文物本體,人們還研發了射線檢測、超聲檢測、電磁檢測、聲發射檢測、紅外檢測等無損檢測的方式,對文物內部進行缺陷與損傷的探查,獲取無法人眼直觀捕捉的信息,以更好的對文物殘損病害進行掌握,有助於後續針對具體問題進行保護。“而且,充分掌握文物幾何信息、材料信息及殘損病害後,利用壹些先進的計算分析工具對文物在現狀殘損下的狀態進行模擬分析、預測可能引發的結果,為修繕保護方案提供依據。”淳慶說,此外,還有針對文物本體及其周邊環境的狀態監測技術,利用傳感器和互聯網,將文物及其環境的安全狀態信息進行實時獲取,這樣可以第壹時間對文物可能發生的破壞做出處理,實現對戶外不可移動文物的預防性保護。

  而且,在修繕材料上,也有了壹些夯土加固材料、石灰基修復材料、有機矽憎水材料、新型復合材料、犧牲陽極材料、環氧樹脂材料、丙烯酸樹脂材料等新型材料。“但是要註意的是,不論哪種新材料,在文物保護中都要慎重使用,壹定要確保其符合文物保護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淳慶強調道。

  學會接受“逝去”

  雖然現代人想方設法希望將文物完好地留存給後人,但日常的風吹日曬與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不可避免地侵蝕著它們。

  劉傑認為,人們在努力保護文物的同時也要接受它們在不斷老化的現實,“畢竟古人修造橋梁或者建造房屋的時候,並沒有期望這些建築永立不倒”。

  況且,當洪水來臨時,橋梁會阻礙洪峰過境,到底是保護橋梁還是拆除橋梁讓洪水盡快過去,著實令人為難。“有些地方在整治河道的時候會將堤壩修得很整齊,其實這樣方正的結構不如V字形河床更利於泄洪,對於架在河床上的橋梁更是不利。”但劉傑同時強調,“不能因為橋梁遭遇百年壹遇的洪水就指責古人考慮不周,事實上,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對於建築的設計參考意義不大。”

  劉傑認為,建築都有壽命,也像人類壹樣有大限之期,“所以,我們除了保護實體的文物,更應該保護古代的技術和能夠實現這些技術的工匠。這樣如果文物需要修葺或者重建,依然可以有人站出來,修舊如故。但如果匠人不在了,技術失傳了,那麽文物也就真正的消失了”。

  在國外,不少NGO和基金會都從事對文物保護工作,是文物更有力的保護者。在劉傑看來,文物保護除了讓其被多加利用,還應該建立更為完善的社會保護機制。“全社會的人都可以成為文物的保護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當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合力,真正為保護文物貢獻力量。”(中國科學報 袁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