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 安艳红
书法课程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辉煌的时期。邓广铭先生分析宋代学术思想时指出，由于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学说盛行于世，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使唐代后期以后的知识分子萌生了重新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意识。而在付诸实践时，却产生了排抵、交斗和融汇，从而形成了宋学。从中央的文化政策上，没有重复秦皇汉武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儒道释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一政策，对当时学士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宋代文化不仅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元、明所不及。
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文人集团的核心地位。这一政治角色的变化，影响了文人心理。一方面，肩负政治责任，使文人的政治、道德、伦理意识大大加强，在艺术领域内同样如此；另一方面，政治压力的重负，又使文人极需寻求心灵解脱的栖息地，因而各种文艺形式得到了极大重视，并适应他们的需求而有较大的变化。具体到书法领域，一方面，文人们注意强调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在书法中的表现和意义，使书法也成为“载道”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视书法为适意的雅玩活动，弱化对书法技巧形式的斤斤计较（“不计工拙”），而追求书法在表现个人情趣上的特有功能，从而将书法引向一个个人性色彩较为浓重的空间，形成所谓“尚意”书风，开书法艺术的新局面。
宋代书法得到了皇家更多的重视。宋太宗淳化三年刊刻的《淳化阁帖》，在法帖传播方式上是巨大的进步，使原本深藏内府的许多巨迹，得以化身千百，流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范本供不应求的矛盾。《阁帖》所收，大多为文人较为常用的行、草和小楷墨迹，而非篆、隶、楷书碑刻，加上宋以后印刷的兴起、碑刻风气的衰弱，行、草书形式丰富、变化空间大，尤其适合个人情趣的发挥，种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篆、隶、楷书在一定程度上的沉寂和行、草、小楷的流行，形成宋代书法活动的突出特色。
至于辽金两国，以武力立国，文化上虽没有特别突出的建树，但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有时也有可观，尤其是金。
宋代书法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
一、北宋前期
北宋前期，国势初平，尚无暇顾及于艺事，兼以文人初得大用，心气正高，更无意规规固守于这种雕虫小技，因而书法发展，几乎是五代局面的自然延续，将近百年之间，竟没有大的起色，也几乎没有特别重要的书家出现，以致于欧阳修对此极为感慨：“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宋初名家，大多是五代遗民，如徐铉来自南唐，王著、句中正、李建中来自后蜀。
徐铉（９１７～９９２），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在南唐官吏部尚书，入宋历任给事中、散骑常侍，后世有称“徐骑省”。擅属文，精小学，有《骑省集》。书法上擅长小篆，被认为能传李斯、李阳冰之学。朱长文《续书断》说：“自阳冰之后，篆书中绝，而骑省于危乱之间，能存其法，……初虽患骨力歉阳冰，然亦精熟奇绝，点画皆有法。”传世有《重摹秦峄山刻石》（９９３年），由其弟子郑文宝上石刊刻，今存西安碑林。其弟徐锴亦工篆法篆学，人称兄弟二人为“二徐”。
王著，字知微，自称王羲之后人，由蜀入宋，自荐于宋太宗，获任翰林侍书。其功劳主要在于主持《阁帖》的编订、刊刻，而由于他并不精通，造成《阁帖》颇多失误，因而后来人对他也是毁誉参半。
李建中是宋初书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李建中（９４５～１０１３），字得中，祖籍京兆（今陕西长安）。９８３年进士，历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等职，为人冲退，淡于仕进，曾三次请求留任西京（洛阳）御史台，故人称“李西台”。长于道学，曾参修《道藏》。
他对书法十分热衷，自称“平生有书癖”，特别留心杨凝式的题壁书法，“一回入寺一回看”（李建中《题洛阳华严院杨少师书壁后》）。文献说他善于草、隶、分、篆，但传世最有影响的则是行书，书迹有《土母帖》、《同年帖》等。欧阳修曾谓其与杨凝式“二人笔法不同，而书名为一世之绝”。其书大要出于二王及颜，是晚唐常见的格局，用笔不事张扬，结构沉着稳健，墨色苍古凝重，风神含蓄内敛，有老儒气概，但器宇稍嫌狭小，个性略有未足，难惬人望，尤其不足以满足渐渐活跃的新朝文人的心意，因而后来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大多以为他的书法犹有五代衰飒之气。
显然，上述这些书家，是不足以给北宋书法带来振兴局面的。
比这些书家稍后的，有生长于宋代的李宗谔等人，由于主文或社会地位的关系，曾经有过较大的影响，但实际书法造诣甚至还不及李建中等遗民书家。
二、北宋中后期
北宋书法发展的转机，来自于欧阳修及他身边的一群文人的共同努力。欧阳修首先提倡：“学书当自成一家，其模仿他人，谓之‘书奴’。”即主张书法不能专摹仿古人，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他文人主要有石延年、苏舜元、苏舜钦等及稍晚一些的蔡襄，此外还有周越等。随后崛起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标志着北宋书法进入了黄金时期。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是这时的文坛盟主，他在理论上一方面大力推崇唐人，整理碑版法帖，撰成《集古录》，开创了金石学，使被遗忘的古代作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另一方面倡导“学书消日”、不计工拙的书法创作观念，开始建设新的书法艺术审美理论。此外，他还推举蔡襄，提拔苏轼，树立本朝的典范。他的这一系列努力，全方位地为宋代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延年喜作大字，苏舜元、舜钦兄弟好狂草书法，虽然都还不足以继武唐人，但他们聚集在欧公周围，组成了声势颇大的一个群体，对于扭转前此士人忽书的弊病，作用是不待言的。周越与这个群体关系不大，但他的书法一度享有盛名，并影响了蔡襄、黄庭坚和米芾，对于宋代书法的转向兴盛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