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现场

11月18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当代美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座谈会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111会议室召开。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鸣出席座谈会并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唐勇力，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赵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解放军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许向群，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裔萼，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中国国家画院雕塑所所长邓柯，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王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魏祥奇分别发言。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于洋，中国国家画院版画所所长沙永汇作书面发言。座谈会由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陈明主持。

刘万鸣：关于当代美术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思考

结合自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国家画院的工作经历，我对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技法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至关重要。在所有的作品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主义特别讲究画面当中的景、意、情的统一。比如我们看到一幅作品，其画面技法的呈现是最根本的，它具有叙事的逻辑，包括文化语境和审美趋向，这些都是决定基本法的问题。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形艺术的基础”，这里的“形”有形神兼备与模型之“型”的区别，形神兼备的“形”关乎精神。当下主题性创作造形不过关问题突出，影响神韵的表达，因此作品难以感动人。

第二，不要过度依赖现代科技。现代科技便利了创作，如采风、收集资料，但中青年画家过度依赖科技手段，如无度运用照相，缺少人与物的心灵交汇，导致作品情感缺失、形的审美扭曲。展览中过度使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虽丰富多样，却损害了展览的教化性功能，使观者思想不深刻。甚至一些前卫艺术家借助电脑对物变形，作品常给人假大空之感。

第三，绘画能力薄弱也是现实问题。如今主题性创作人物与场景脱钩，形象平面化、单调呆板，缺乏场景和纵深感。我们看石鲁的《转战陕北》、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之所以很经典、很感人，因为他们都是从写生中来，通过了心灵的转化。并且在处理主题人物时，注重典型人物与典型背景之间的组合。而当下的创作在处理大事件时，多流于形式，体现绘画能力不足。

第四，要善于以普通人体现大事件。现在主题性创作在表现大事件时，往往以典型人物为主，忽略了普通人也可以表现大事件的可能。以长征题材为例，应挖掘未被表现的题材，丰富创作，让人们更全面理解长征精神。

第五，知识结构问题影响创作。当前的高校分科越来越细，这对学生的知识结构造成伤害。本科阶段知识构架基本形成，影响了我们的眼界和格局，眼界不宽，只考虑一点，只懂一个领域，导致在创作时视野不开阔，格局受限，导致主题性创作过于平面化，缺乏景、情、意的结合。有些年轻人还缺乏格局与责任，古人绘画如《五马图》《五牛图》，不单是绘画，是通过牛和马表现农耕社会各司其职的隐喻，这是一种体现格局与责任的精神。

第六，要对年轻人进行系统培训。需要包括画家、理论家在内的老先生长时间培训年轻人，补上知识与经验的课程。如今信息便利，有些年轻人易被迷惑，对艺术优劣判断失误，当代美术创作需正视这些问题，寻求新的突破。

冯远：现实主义——溯源、现状与未来之思

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美术创作丰富活跃，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当代艺术创作如何在作品中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精神？

在艺术创作百花齐放的今天，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无疑是主流，这在现阶段或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是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但是今天我们如何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念？如何来表现新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文艺中的现实主义有没有边界？它的边界在哪里？我认为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态度，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思想的引领下，写实主义、古典主义、具象表现主义等手法都可以成为它的方法，但是，要真正能够创作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与艺术家的三观有关联。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态度，同时是一种观念与情怀，它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和生活状态、关注人的理想和精神诉求。

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中国有这么巨大的市场，除了一个国家发展的政治理念、文化政策之外，更多的是生活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文化理念与社会现实情境中的艺术家所应有的责任义务和个人取向认知。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的价值观。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故事场景、叙事内容，或者把历史、现实内容通过艺术的方式情景再现，这可以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美术作品则不同，它需要在一个画面定格中集中浓缩把握人文主义的精神、现实主义的关怀，并且通过精妙的构图、新颖的构思得以呈现。这的确是有难度的，这就要求美术家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需要具有远远超出专业技巧以外的其他各方面的综合素养。

美术与文学一样，是一门人学。如果我们淡化或弱化对人的关怀，那么艺术作品的价值体现在哪里？难道仅仅就是一个图解样式吗？反过来，现实主义艺术能不能也变成是一种不断翻新的艺术和技法形式？艺术家拿什么来填充新时代的主题内容？现实主义艺术在越趋富强的中国还有没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空间？现实主义有没有可能进一步丰富其内涵与功用？有没有可能更多包容其他的各种艺术样态？现实主义艺术在当下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以前瞻和发展的眼光加深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认识和实践？

王镛：塑造真实、深刻、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

当代美术要发扬现实主义精神，我们应该重读经典。恩格斯的经典论断：“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深入理解究竟什么是“细节的真实”，什么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如何在艺术创作中表现真实性和典型性。

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如何表现现实主义精神，我仅就赵奇的抗日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为例谈三点看法：

第一，主题性美术创作表现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要选择和挖掘题材的现实意义。我在评论《水墨悲歌——赵奇的人物画》中曾说，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悲剧的历史，忧患意识恰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赵奇的抗战题材作品就富有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在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

第二，主题性美术创作表现现实主义精神，要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敢于正视现实的真实，而不是掩饰历史、粉饰现实，冲淡历史悲剧。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赵奇说：“我要通过作品直视英雄的真相。我认为‘真实’在抗战题材美术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他创作《靖宇不死》时，仔细考察了杨靖宇烈士牺牲时刻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毫不回避惨烈的现实，真实地描绘了烈士牺牲的悲壮场面，因为真实而格外感人。

第三，主题性美术创作表现现实主义精神，重点是塑造真实、深刻、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赵奇的很多抗战题材作品，都塑造了真实、深刻、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我主张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特别应该弘扬“悲壮美学”，“悲壮”作为审美范畴是悲剧意识的升华，是崇高与壮美的极致。赵奇的抗战题材作品包括他的厚重苦涩的人物造型和“悲情笔墨”，这两种艺术风格就体现了悲壮美学精神，这种悲壮美学精神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

现在有些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所以不感人，是因为大多作品还停留在图解概念层面，缺乏真实、深刻、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品的人物形象不一定多，只要人物塑造得真实、深刻、感人，塑造的是典型的人物形象，人物不多也可以产生很强的艺术魅力。例如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只有一个老红军和一个小红军，以真实、深刻、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生动表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亚于爬雪山、过草地的大场面。

陈醉：只要我们还是碳基人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最早是从技法角度来看的，称写实主义，即主张把自然对象真实地描写下来。但人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把艺术的写实手法推上了巅峰。后来更普遍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提法，这就不光是真实，而且是更强调一种观念。这与当时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目光开始关注普罗大众甚至劳苦的底层人民。领军人物如库尔贝，他举办过名为“现实主义”的画展，展出《碎石工》《奥尔南的葬礼》等。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角度去描绘人体，因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画仙女、贵妇人体的含蓄方式而引起争议，以至于该作品很晚才得以在博物馆陈列。代表画家还有米勒，他塑造了很多淳朴农民的形象，如《拾穗》《晚钟》等。还有如柯罗等一群在巴比松写生的风景画家及其作品。

现实主义关切普罗大众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的，在理论指导上就是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实践上我们还更加具体地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提倡，客观上给中国美术领域带来的最大受益就是写实能力的极大提升。尤其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人物画，到明末清初，几乎是衰微到没有人会画人物了。而今天的人物画水平已经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20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新现实主义，不过在中国美术领域影响并不大。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知道且感兴趣的观众并不少，如《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等。他们常常“现实”到用非专业演员演真人真事。新现实主义更侧重批判，揭露社会的、人性的阴暗面。它比当年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等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来得更直白。电影是好看的，也普及了历史。至于批判，我们自有我们的方式。

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进行艺术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视野扩宽了，还有很多的艺术风格流派我们也可以研究、探索，借鉴它们的合理内核丰富我们的艺术语言。数字时代的今天，面临的将是维度更大的问题，动不动就要谈到硅基人、碳基人身上。就本人的浅见，只要我们还是碳基人，人类的艺术活动就不会停止，因为人类还要享受创造的快乐。即便机器人会绘画，但毕竟手工饺子还是比机器饺子好吃。

唐勇力：现实主义创作要把握历史真实和艺术表现的平衡

在探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时，我们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艺术理念。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描绘，更是艺术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与真实表达。作为画家，我深知现实主义精神在我们创作中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我们遵循的指导思想，更是我们连接现实与艺术的桥梁。

然而，在当前的美术创作中，我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部分作品过于追求形式感和视觉效果，而忽视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时代感。这些作品往往通过拼凑各种和图式来构建画面，虽然看似新颖，但缺乏内在的逻辑和情感共鸣。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初衷，也削弱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价值。

在此，我分享一下《新中国诞生》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我的一些思考，与大家交流。这件作品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一个选题，这个题目非常难，我当时也是不敢画的，但这个作品没有人申报，后来组委会几次打电话让我来创作这幅作品，我才接受了这项任务。

后来这幅作品得到了组委会的肯定，尤其在草图讨论会中对我的构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品完成之后，广西美术出版社出了一本大型的画册，这本画册要由中宣部进行审批，其批文说作品“方向正确，史实准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

我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之间平衡的重要性。这幅画并非简单地再现开国大典的瞬间，而是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全体亮相，展现了历史的厚重与庄严。虽然这些委员当时并未全部到场，但是它又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不是现实那个瞬间的显现。这种处理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层的意义。这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所倡导的——不仅要描绘现实的表象，更要揭示其背后的本质和意义。

同时，我也认识到现实主义并非等同于写实主义。冯远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将抗日战争时期的某个场景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使得作品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力。这启示我们在创作中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勇于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和风格。

因此，在未来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践行现实主义精神。我们要关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用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同时，我们还要保持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时代精神和艺术价值的现实主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