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字彝初，后改字夷初，号石翁、寒香、石屋山人、石屋老人，1885年4月27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一个士大夫家庭。1949年之前，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先后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1949年之后又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长，从而成为在政学两界左右逢源的传奇人物。

        沈尹默，生于1883年，中国书法家，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两人同为书法家，关于书法艺术的争论长达数十年。

        以状元自居的书法家

        马叙伦是在书法成就方面最为自负的一个人。1948年，他的文言文随笔集《石屋余沈》由建文书店出版，其中在《沈尹默书》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与智影访沈尹默，尹默出示其近年所书，有屏四幅，尹默自许为可存者，余亦仅许此四幅，以为伯仲米虎儿……尹默又示其所临褚河南《孟法师》、《房梁公》两碑，以此见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盖余抱不临之旨，偶事临摹，终页即止也，况终篇三复耶？……尹默作书无论巨细皆悬腕肘，然指未运，故变化少……余终以为指亦运转，而副毫环转铺张，笔心在中，蔡伯喈所谓奇怪生焉者，必由此出也，此则止能各由其道矣。”

        这里的米虎儿即米友仁，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儿子。褚河南即祖籍河南阳翟（今禹州市）的唐代书法家褚遂良。马叙伦把自己比喻为“大科”，也就是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把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北大同事的沈尹默认定为三考出身的进士，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书法认定为业余客串，足以见出他以书法状元自居的极端自负。

        到了1949年由建文书店出版的《石屋续沈》中，马叙伦另有一篇《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其中心情复杂地介绍说：“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广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脊。’……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

        为国事奔忙

        正如科举考试中的状元必须由皇帝钦点一样，以“大科”即书法状元自居的马叙伦，出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之情，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炫耀过自己的书法成就，反而一再向毛泽东求字。曾经担任过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对于这位老师辈的北大老人，也一直是有求必应的。

        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与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阎宝航、丘映芙等30多人，由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陪同，乘坐挪威籍客轮离开香港，前往哈尔滨参加拟议中的新政协会议。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飞抵北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前往西苑机场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与马叙伦的初次见面。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之后，马叙伦当场写下四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同年6月11日，马叙伦与毛泽东、李济深等24人，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寓所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首次预备会议。在随后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与毛泽东、沈钧儒等21人当选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员。

        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55岁的马叙伦由于一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而奔忙，加上他先在1921年6月3日的索薪风潮中，被北洋政府的军警打伤头部，后来又在1946年6月23日的“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警打成重伤，参加完国庆大典之后便卧病不起。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假信，说明自己有些会议暂时难以参加。尊师重教的毛泽东收信后在信上批示道：“请林老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毛泽东，十月五日。”

        这里的林老即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为中共“五老”之一。

        向毛泽东求字

        马叙伦的病情好转后，着手筹办《人民教育》杂志。1950年春，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为该杂志题字。毛泽东接信后，立刻挥笔题字：“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然后又附上一封亲笔书信：“夷初先生：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此颂日安！毛泽东，四月二日。”

        马叙伦收到题词后，立即于同年5月1日出版《人民教育》创刊号，把毛泽东的尊师重教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

        1951年1月23日，马叙伦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在谈汉语拼音问题的同时，希望毛泽东能为正在筹办的《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2月12日，有求必应的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夷初先生：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顺致敬意。”

        1953年秋天，已经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患上严重的脑软化症。毛泽东闻讯后于10月5日写下慰问信：“夷初先生：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1954年4月，马叙伦再次向毛泽东请假一个月，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

        1954年9月，60岁的马叙伦正式离开高教部部长的职位，从此一直住在医院接受治疗。1958年以后，马叙伦奇迹般地以接近植物人的状态生存了12年，直到1970年5月4日以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在北京去世，终年86岁。

        惊心动魄的艺术争斗

        1963年2月25日，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兼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的沈尹默，应邀为陈叔通主持编印的《马叙伦墨迹选集》写作序言，其中介绍说：“石屋先生天资强敏，精力过人。早岁蜚声文苑，震惊诸老辈。从事人民革命事业，栖遑奔走，夷险如一。而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居恒与余戏言，谓余书为三科出身，而以大科自命。盖以余鲁拙庸谨，必依名贤矩，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石屋与余，实亦各尽其一己之性分，非故为异同也……以余与君习而略通书道，来索序言，谓或能道出此中甘苦。余与君诚至熟悉，惟未尝亲见其握管染翰着纸。即便能道得一二，未必中君意……石屋作字，颇重意趣。悬腕书小字，其殆欲传此秘于来者乎！石屋卧病久矣，末由相与抵掌畅论此事，至堪太息，是为序。”

        马叙伦虽以书法第一人自负，但他的书法作品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进入艺术市场，所以即使在接近于植物人的垂老之年，他依然要屈尊向沈尹默求序。

        与马叙伦一样，沈尹默也是十分自负的书法家。在北大任教期间，沈尹默与章太炎的浙江籍弟子中的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等人，是一直不承认马叙伦的学术地位与书法成就的。当年的四川籍北大教授吴虞，在日记中保存了相关记录：

        1924年5月27日：“十时后过北大，同沈尹默谈，尹默以夷初所书示予，深不满意，言夷初诗文皆不成。予言见夷初诗甚黑，尹默极以为然。尹默称予诗高华清丽”。

        1925年1月18日：“任昶来谈，言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又言马幼渔诸人排斥陈汉章，明年下学年不来。沈兼士斥马夷初，谓彼为陈介石弟子，无师传，学其零碎”。

        同年8月5日：“林公铎言，夷初初从陈介石讲《通典》、《通志》、《通鉴》、《史通》、《文史通义》，谓之五通，后乃从章太炎讲训诂”。

        马叙伦与汤尔和、林公铎（损）都是陈黼宸（介石）的入门弟子，林公铎同时又是陈黼宸的外甥。“五通”属于注重阐释的“宋学”，马叙伦由陈黼宸的“宋学”转向章太炎注重文字训诂的“汉学”，显然是为了攀附更加著名而且更加人多势众的章太炎学派。尽管章太炎以及他的弟子沈兼士、马幼渔等人，从来都没有真正接纳过马叙伦。

        化干戈为玉帛

        单就马叙伦与沈尹默而言，两个人之间最为激烈的争斗主要集中在书法方面。早在1938年10月22日，蔡元培就在日记中记录了沈尹默对于自己的书法成就的高度自负：“沈尹默、张凤举来。尹默自言于书法近有神悟，有规则而又笔笔换，可体验不可以言传。”

        1966年1月，沈尹默在回忆录《我和北大》中，把自己的“发愤钻研书法”归功于“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而不是马叙伦的一再攀比。

        就现存的遗墨来看，以“大科”自居的马叙伦的书法成就，无论是与“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的沈尹默，还是“自比于客串”的于右任相比，都要大为逊色。从来没有亲眼见证过马叙伦的书法创作的沈尹默，之所以要在《马叙伦墨迹选集》的序言里，一方面认定书法创作只是马叙伦的业余爱好；一方面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承认马叙伦以“大科”自居而贬低自己为“三考出身”的“戏言”，说到底是出于当年等级森严的官本位价值观。

        1958年6月5日，长期以医院为家的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马叙伦，应护士要求提笔写下他的最后一幅墨迹：“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沈尹默晚年最为著名的书法作品，是他反复抄写的毛泽东诗词。两位当年并不十分和睦的北大教授，最终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中实现了他们的和谐统一。

 时代周报11月19日报道：

        本报9月21日发表的张耀杰先生《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一文受到了陆灏先生的关注，他给编辑部发来了就文章内容进行商榷的邮件，我们转发给了张耀杰先生，很快也收到了回信。经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将两封信发表于本版，请读者一起分享学术交流的乐趣。

        陆灏致张耀杰信

张耀杰先生：

        常读先生大作，受益匪浅。今在广东时代周报（9月21日）上拜读大作《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由马沈的经历看书法家的政治遭遇，极具启发。但有一点疑问，向先生请教。

        文中引马叙的话说：“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余则若清之大科耳。”先生解释“大科”为：“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不知道先生的这一解释有何出处。据我读书的印象，大科指的是三年会试之外特设的“博学鸿词科”，不管是否做官，只要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经定级别以上官员的推荐，都可以参加的考试。

        从马叙伦的文意看，似也如此。他认为沈尹默是经过三考，即于右任所谓科班出身，而自己没有经过三考，是被特别甄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如果像先生解释的，大科是指钦点状元，而状元也是经过三考的，似乎就解释不通。

        再者，马叙伦也不至于如此狂妄，自封钦点状元吧？（又，于右任是“自比于客串”，而不是马将于的书法“认定为业余客串”。）

        文中两次提到王福厂，均写作王福广，想是手民误植。“厂”即“庵”，似不能排为“广”。

        本人读书不多，见识尤浅，拜读大作，偶有献疑，盼先生不吝赐教。

        即颂

        文安！

陆灏
2009.10.2

        张耀杰答陆灏信

        陆灏先生：

        此前一再听到北京的一些师长谈到您和您负责编辑的《万象》。上海的程巢父先生也曾经专门通知我，说是您在上海又新办了一个书评方面的报纸专刊。我自己一直想与您建立联络，可惜迄今没有如愿。时代周报前几天转来您的赐教信件，对我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只是看到来信的落款时间竟然是半个月前，心中又难免有些抱歉。

        我发表在时代周报（9月21日）的 《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一文，投稿时的标题为《60年前的马叙伦及沈尹默》。当时我也专门通过网络搜索了马叙伦所谓的“清之大科”，可惜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无奈之下只好根据马叙伦原文的语境，给出了 “也就是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的判断。读到您的来信，我重新搜索了网络中的相关信息，虽然没有找到“大科指的是三年会试之外特设的‘博学鸿词科’” 的表述，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您的印象和理解更加准确一些。

        由于清代的博学鸿词科是在皇帝亲自主持下进行考试的，而且只是根据需要在康乾时代不定期地举行过三次，录取的名额也要比科举考试少得多，其文化含金量及身份含金量显然要比一般的科举考试要高一些。所谓的“大科”之“大”，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要不然，自以为比沈尹默更加高明的马叙伦，是不会以“清之大科”来自许的。马叙伦所谓“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所要区别的恰好是书法创作中等级分明的三种境界或三种品位：马叙伦自己是不拘一格、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沈尹默是循规蹈矩的专业级水准。于右任是还没有达到专业水准的业余客串。马叙伦转述于右任的“自比于客串”，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