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学史上，元代文人印承前启后，其代表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确立了印宗汉印的审美观，选择石质印材极富有革命性，文人们加入到篆刻创作的队伍中来，实现了由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转化，拉开了篆刻创作的序幕，在印学史上具有奠基的重要作用。

   在宋代，文人已有好印之风，出现了大量的文人名号、鉴赏、斋馆印记，用于书画创作及收藏方面，使入印文字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集古印谱已经出现，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宋徽宗的《宣和印谱》、王顺伯的《复斋印谱》、颜叔夏的《古印谱》、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这些集古印谱从古玩中分离出来，使印章成为了一门有自身审美的艺术。从此，文人们在自己的书画创作和收藏中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为元代文人印章审美观的确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元代书画大家赵子昂从前人所集的《宝章集古二编》中选出了340枚印章，定名为《印史》，其在序言中指出：“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在这段论述中，赵批评了把印章做成鼎、壶、葫芦等形状及印文取水月、木石、花鸟等形状的现象。从而提出了汉魏印章有典雅质朴的审美观。“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见之。”并指出“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从而奠定了印宗汉印的印学观。其提出的 “古雅”、“质朴”说，是从审美意义上讲的。文人印从审美意义上讲，是对古味的追求，虽然其倡导汉魏印风，但其“赵氏子昂”、“松雪斋”、“水精宫道人”等印仍然是小篆入印，使理论与实践有脱离之处。尽管其创作的朱文印与汉印有一段距离，但其形成了元朱文印风波及到明清及当代，形成了篆刻史上的一大流派，提出的宗汉印说得到了后世篆刻家的肯定。自元以后，历代篆刻家无论走哪一种流派，追求古味则是文人印的共同追求。

   如果说赵子昂对汉魏印是一种不自觉的追求，那么，吾衍则是一种彻底的追求，例如其在《三十五举》第十八举中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法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引即摹引篆也。”赵对汉印的追求是从审美上讲的，而吾则是从汉印的篆法上讲的，认为白文印皆用汉篆，“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第二十举）赵、吾二人从不同的篆刻语言上对汉印之美进行了分析，奠定了宗汉印的审美观。

   在赵、吾的倡导下，印宗汉印的审美观便风行起来了。《吴氏印谱序》：“是编自汉至晋，凡诸印章，搜访殆尽，一一摹拓，类聚品列、沿革始末标注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遗文旧典，古雅朴厚之意，灿然在目，而当时设官分职废置之由，亦从可考焉。”从这里可看出，集古印谱一方面是考旧典；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得“古雅朴厚之意”。我们虽然不能从赵的印章中得到汉印的更多信息，但从其它元代书画家们使用的白文印章中可以看到汉印的特征。在元代，真正从事文人印创作者，王冕、朱二人是代表性人物。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方外司马等，浙江诸暨人。《霏雪录》：“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见山农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在这段论述中，指出了王冕“用汉制刻图书”的事实，这在其“王冕之章”、“方外司马”、“姬姓子孙”、“会稽佳山水”等印中，可看出汉印的风格。同时指出了其用花药石治印，这是关于石质印材的最早记载。虽然战国时期已有石印，但仅仅是个例而已，并没有风行起来。石质印材的兴起，文人们能自书自刻，是篆刻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探索。

   朱珪，生卒年不详，字伯盛，江苏昆山人。顾瑛说：“予偶得未央瓦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陈世昌评价其说：“汉印规模得，秦碑出入明。风流金石在，润色简书并。”从这则记载看，其篆刻创作的取法对象是汉印，尽管其留下的印作不多见，但从“金粟道人”印中也可窥其汉印的功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印揭开了篆刻艺术创作的序幕，为篆刻的艺术语言作了铺垫。石质印材的使用，使众多的文人加入到了创作的队伍中。他们以宗汉印为己任，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扫清了前进的道路。